泉州的风，带着咸腥的海气与金钱的味道。柳永手持皇帝密赐的铁符与明发的知州印信，踏上了这片即将掀起惊涛骇浪的土地。赴任之初，他并未急于大刀阔斧，而是效仿在丹徒、扬州之法，沉心静气，明察暗访。

凭借提举市舶司的职权，他细细梳理往来船舶文书，核对货品清单；以知州身份，他走访街巷，与老海商、码头工、甚至落魄水手攀谈。系统的【明察秋毫】技能虽需主动激发且消耗心神，但配合他日益精进的洞察力，依旧在纷繁复杂的账目与看似寻常的交谈中，捕捉到了蛛丝马迹。

“致远堂”果然根深蒂固，其船只出入频繁，报关货品多为瓷器、丝绸，但其雇佣的水手却多精悍之辈，且船只吃水深度与所报货物常有不符之处。更关键的是，柳永通过老周当年提供的线索，结合市舶司旧档，成功锁定了几艘曾频繁往来于扬州与泉州、且与“致远堂”过从甚密的货船。秘密查验之下，在其中一艘船的夹层暗格中，发现了残留的、与精铁相关的矿屑！

几乎同时，谢玉英安插的人手也传来密报，拿到了“致远堂”与永丰号之间几笔隐秘的资金往来凭证，数额巨大，远超正常贸易所需。

证据链，正在迅速闭合。

然而，对手的反扑也来得迅猛如雷。一夜之间，泉州城内流言四起，皆言新上任的柳知州“酷烈好杀，欲尽夺海商之利以邀功”。几名曾向柳永提供过线索的低级吏员接连遭遇“意外”，那位冒险协助柳永查验船只的市舶司老检验吏，更是被发现溺亡在港口水中，作成了失足落水的模样。

压力如山袭来。来自泉州本地豪商、乃至朝中某些势力的警告与掣肘，无处不在。柳永深知，已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刻。

他不再犹豫，将精心整理、证据确凿的奏章与部分关键物证，通过不同渠道，以八百里加急直送汴京——一份明发奏章，弹劾永丰号、致远堂勾结官府、走私禁物、谋害人命；一份密折，附上更为详尽的证据链与分析，直指其背后可能涉及的朝中高官，甚至隐晦提及了与宫中有牵连的“暗香阁”。

他知道，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仁宗皇帝肃清吏治、巩固海疆的决心，赌的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清流在朝中尚存的影响力，赌的是他自己这两年来积累的民望与实绩能否成为护身符。

奏章送出后，泉州的气氛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弓弦。柳永闭门谢客，日夜督率亲信护卫，同时加紧编修他的《治海策》，将他在泉州所见所闻、对海外贸易的利弊分析、对海防建设的构想，尽数倾注笔端。这既是为了完成系统的终极任务，亦是为可能到来的最坏结果，留下未竟的志愿。

一月后，汴京的使者再度抵达泉州。这一次，带来的不是升迁的喜悦，而是一场席卷朝野的官场大地震。

圣旨历数永丰号、致远堂诸般罪状，着即查抄，一干主犯即刻锁拿进京。涉案的扬州转运使崔立、泉州前任知州、市舶司提举等数十名官员，或被罢黜，或被下狱。更令人震惊的是，朝中户部一位侍郎、兵部一位郎中亦因此案牵连去职。而那个神秘的“暗香阁”，虽未在明旨中出现，但据京城传来的小道消息，宫内悄无声息地处置了一批宦官与女官。

柳永因“揭发巨奸，肃清海疆”之功，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召还京师。

旨意宣读完毕，众人皆以为柳永会意气风发，即刻返京。然而，柳永接下圣旨，沉默良久，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愕然的决定。

他于次日，向朝廷呈递了《**乞骸骨疏**》。

疏中，他并未以年迈多病为由，而是直言：“臣本词人，谬蒙圣恩，擢授显秩。然数年外任，亲见民生之多艰，吏治之积弊，非臣绵力所能尽革。今海疆暂靖，巨奸伏法，臣之心愿已了。唯愿乞骸骨，归于林泉，将数年所见所行，著书立说，或可裨益后人，亦不负陛下知遇之恩。”

此举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赞其“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有人讥其“恃才傲物，不识抬举”，更有人猜测他是见好就收，畏惧返京后卷入更复杂的朝争。

唯有柳永自己知道，礼部侍郎虽是清贵显职，但居于京城，陷于日常政务与人事倾轧，反而难以静心完成那部关乎“文脉永续”的巨著。外放数年的经历让他明白，真正的学问与力量，源于对社稷民生的深刻体察，而非庙堂之上的空谈。急流勇退，并非退缩，而是为了攀登另一座高峰——那座以笔墨铸就的、足以照耀后世的高峰。

仁宗接到他的乞骸骨疏，亦是沉吟许久。最终，御笔朱批：“卿志可嘉，然国家需才，著以礼部侍郎致仕，赐金紫光禄大夫，准其归杭，仍许随时上书言事。”

这是极大的恩宠与保全。以侍郎衔致仕，待遇尊隆；准许归隐杭州，而非原籍，是体恤他之心愿；允许随时上书，则是为他保留了一条与朝廷沟通的渠道，亦是变相的保护。

离任那日，泉州百姓自发相送，人群绵延数里。柳永登船北返，望着渐渐远去的刺桐城，心中并无多少眷恋，只有一种使命暂告段落的平静与对未来的清晰规划。

船行海上，碧波万顷。

他打开随身行囊，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厚厚几大箱书稿笔记，以及那方陪伴他多年的范公砚。

官至礼部侍，急流勇退时。

属于柳永的另一个舞台，即将在西湖之畔，悄然拉开序幕。那里，将是他践行“文脉永续”终极使命的最终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