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王钊律师微微点了点头，梁律师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史律师表情平静，而郭律师……他的目光从瞿泽林身上移开，落向了对面的王骁，等待着“支持解除方”的立论反击。
坐在我对面的王骁站了起来。他显然调整了呼吸，力图让自己看起来镇定自若。“各位带教律师，对方辩友。我方认为，公司解除与石茜的劳动合同…………”
王骁的陈述比瞿泽林更有气势一些，但他似乎过于急切地想夯实“损失”这一点，反而在某些逻辑衔接上略显生硬，并且对“损失”的直接因果关系论证，更多地依赖于主观推断，缺乏扎实的、可反驳的细节支撑——这，就是朱一暄等待的突破口。
我看到朱一暄的眼睛更亮了。
她快速在面前的便签纸上记下几个关键词：“损失？证据？”“因果关系主观臆断？”“应酬职责的合理边界？”
王骁陈述完毕，坐下。几乎就在他臀部接触椅面的同时，郭律师平静的声音响起：“下面，请反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两分钟。”
朱一暄“唰”地一下站了起来，动作干脆利落。她没有看任何稿子，目光如炬，直视对面。
“感谢对方一辩的陈述。但很遗憾，我方认为，对方刚才的立论建立在三个脆弱的沙堆之上。”
她的声音清脆而富有穿透力，语速快但吐字清晰，一下子抓住了全场的注意力。
“第一，关于所谓‘重大损失’。”朱一暄伸出食指，“对方反复强调石茜的行为导致客户不满、业务损失。请问，证据何在？……”
她将“身体不适”与“孕期”建立了一种虽不直接、但极具说服力的情感和逻辑关联，直指公司方处理方式的冰冷与不当。
“综上所述，”朱一暄稍微放缓语速，但语气更加坚定，“对方立论所依赖的损失无实据，违纪认定不合理，程序动机存疑点。基于如此脆弱的基础，主张解除合法，显然无法成立。我方坚持认为，公司的解除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完毕。”
她干净利落地坐下，胸膛微微起伏，但眼神明亮，充满战意。
这一轮驳论，精准、有力、层次分明。不仅有效打击了对方立论的要点，还顺势巩固和延伸了我方的立场。
压力，现在完全来到了王骁他们一方。他们的二辩需要立即对朱一暄的犀利攻击做出有效回应，否则开局就将陷入被动。
“反方二辩，请发言。”郭律师的声音平稳地响起，仿佛只是按部就班地推动流程，不带任何催促，却无形中增添了倒计时的压力。
李晋晔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感谢对方二辩的‘精彩’驳论。”他开口，声音比平时在讨论时略显低沉，但努力保持着清晰，“但遗憾的是，对方辩友的质疑，更多是基于臆测和情感偏向，而非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
他首先试图定性，将朱一暄的驳论定义为“不客观”。
“第一，关于证据问题。”李晋晔看向朱一暄，语速加快，“对方要求我方提供客户终止合作的书面函件或具体亏损数字，这是混淆了仲裁举证责任与本案基本事实的逻辑…………”
“因此，”李晋晔总结道，试图找回一些气势，“我方坚持认为，石茜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给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依规解除，合法合理。对方试图用情感渲染和模糊质疑来动摇这一基本事实，是无法得逞的。完毕。”
他坐下，额角似乎有细微的汗意。他的回应不能说不好，抓住了几个点进行防御和反击，逻辑上也基本自洽。但比起朱一暄的攻势凌厉、直击要害，他的反驳显得更像是在筑堤防守，缺乏一击扭转局面的犀利感。
郭律师按照流程宣布：“下面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双方队员可交替发言，每次发言不超过90秒。由反对解除方开始。”
自由辩论！这才是真正考验临场反应、逻辑敏捷度和团队配合的环节。硝烟味瞬间浓烈了十倍。
我作为队长和机动角色，大脑飞速运转。按照我们之前的战术安排，自由辩论前半段主要由我和朱一暄主攻，詹秋怡伺机深化，瞿泽林和刘煜成负责查漏补缺和记录。
我看了一眼朱一暄，她对我微微点头，眼神示意：可以按计划，先从“损失”证据链这个最薄弱的环节撕开缺口。
我先站了起来，语气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追问力量：“请教对方辩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刚才贵方一辩和二辩都提到‘重大损失’，但始终未能提供任何具体证据。请问，除了主管李某的事后说辞，公司是否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7月1日之后，该大客户明确因此事减少了订单、取消了合作，或给出了负面评价？
第二，销售业绩下滑是商业常态，贵方如何将此次下滑，精准地、排他性地归因于石茜当晚的离席，而非市场波动、公司策略或其他员工因素？请正面回答，不要再用‘管理判断’、‘商业常识’这样的模糊概念来回避。”
我的问题非常具体，直接要求对方将模糊的“损失”具体化、证据化，并且质疑其归因的排他性。
王骁那一边迅速交换眼神。
赵南希站起来，她神色冷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化解：“对方辩友纠缠于损失的具体数额，是陷入了误区。法律上认定‘重大损害’，并不总是要求精确到元的财务数据。石茜作为销售经理，在关键商务场合，无视客户和主管，擅自离席，这种行为本身已经严重破坏了公司的商业形象和客户信任。这种对信任和合作基础的破坏，本身就是一种难以量化但切实存在的‘重大损害’。公司基于此做出解除决定，完全正当。”
她试图将“损失”从“财务损失”转向“信任损害”、“形象损害”等更软性、但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层面。
朱一暄几乎在赵南希坐下的同时站起，语速飞快，“只要公司‘认为’员工行为破坏了‘信任’和‘形象’，哪怕没有任何具体后果，也可以随意冠以‘重大损害’之名解除合同？这是否赋予了用人单位过于宽泛乃至危险的单方解释权？这是否意味着，员工在类似场合，即使身体不适，也必须强撑到客户和主管满意为止，否则就可能面临‘破坏信任’的指控而被解雇？这是否将劳动者置于一个毫无保障的恐惧之中？”
王骁显然坐不住了，他立刻起身。
“对方辩友这是在偷换概念！”他的声音比之前高了一些，带着反驳的急切，“我们从未说过‘随意解释’。石茜的行为发生在明确的工作要求和客户关系情境下，其不当性是显而易见的。公司解除合同，是基于具体违纪事实和公司规章制度，并非主观臆断。至于员工权益，法律当然保护，但保护的不是员工无视工作职责、破坏公司正当商业利益的‘任性’行为！”
他的反驳带着情绪，试图将石茜的行为定性为“任性”和“破坏”，以强化其违纪的严重性。
双方你来我往，语速越来越快，问题越来越尖锐。
詹秋怡也适时加入了战团，她站起来，声音不大，但逻辑极其清晰：“对方辩友始终回避一个核心问题：石茜‘身体不适’提前离席，这一行为的‘不当性’边界在哪里？如果她当时突发急病，昏倒在地，离席是否还构成‘违纪’？显然不会。那么，‘身体不适’到何种程度可以离席？这个判断权，是完全掌握在强势的用人单位手中，还是应该考虑劳动者的主观感受和基本健康权？本案中，石茜已履行事前告知义务，且在离席时明确表达了身体原因。公司方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以解雇威胁并最终解除，这是否恰恰说明，公司在行使管理权时，缺乏对劳动者基本人情的考量和必要的程序缓冲？”
她的问题让王骁那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几个人快速低头商量。
丁辉之前发言不多，此刻站起来，语气沉稳，带着实务经验者的角度：“从企业管理实务角度看，类似石茜这样的关键岗位员工，在重要商务场合的处理方式，确实会对团队士气和客户观感产生直接影响。公司解除合同，也是基于维护团队纪律和商业规则的考虑。法律保护劳动者，但也需尊重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两者需要平衡。”
刘煜成这时也找到了发言机会，他站起来，带着他特有的那种“死磕”劲头：“丁辉同学提到了‘平衡’。那我们就来谈谈平衡。平衡的前提是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石茜履行了告知义务，表达了离席原因。公司方呢？除了威胁解雇和事后解除，可曾有过任何试图了解员工身体状况、协商替代方案、或者进行正式调查听取申辩的程序？这种单方面的、粗暴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失衡的！用人单位的自主权，绝不是不受约束的‘生杀予夺’大权！”
刘煜成的反驳很有力，紧扣“程序缺失”这个我方的重要论点，并且用“平衡”反将了丁辉一军。
自由辩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双方围绕“损失”的性质与证据、“违纪”的认定标准与合理性、“管理权”与“健康权”的边界，展开了密集的交锋。发言次数快速消耗，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寻找对方的逻辑漏洞，巩固己方阵地。
我看到王颖飞在对面咳嗽了几声，脸色依旧不好，但在队友的鼓励下，她也勉强站起来发言了一次，虽然声音沙哑，论点也被朱一暄迅速抓住漏洞反驳，但她的坚持依然赢得了带教律师们一丝额外的关注。
当郭律师最后宣布“自由辩论时间到”时，双方队员都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意犹未尽。刚才的激战消耗了大量精力，但也充分展现了每个人的特点和团队的配合。
接下来，将进入最后的总结陈词环节。这是巩固战果、弥补漏洞、升华观点的最后机会。
“首先，请反对解除方四辩做总结陈词。”郭律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时间五分钟。”
刘煜成站起身。他站得笔直，清了清有些干哑的嗓子，目光先沉稳地扫过四位带教律师，然后落在反方席位，最后环视全场，开口时，声音比平时多了几分郑重和力量：
“各位带教律师，对方辩友。经过刚才的立论、驳论与自由辩论，本案的争议焦点已无比清晰。我方，即石茜一方，始终坚持：公司的解除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对方辩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试图用一个模糊的‘重大损失’和‘严重违纪’的标签，来掩盖其解除行为的草率与不公。”刘煜成的语速适中，带着总结性的力度，“但正如我方一辩、二辩、三辩以及自由辩论中反复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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