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七点二十，我站在学校东区食堂门口，手里拎着两份豆浆油条，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句昨晚睡前发出的、此刻看来极其冲动的邀约：

“楚总，明早如果您方便，要不要来我们学校食堂吃早饭？可以顺便讨论模型简化方案。我们食堂的豆浆是现磨的，虽然不及周叔的手艺，但油条炸得很蓬松。（地址：东区第一食堂二楼，7:30）”

发送时间：昨晚00:52。在收到那条“强制睡眠”的系统提示后。

没有回复。整整一夜。

清晨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哆嗦，后悔像潮水般涌来。我在做什么？邀请身价不知多少个零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在大学食堂吃三块五的早餐？还要“顺便”讨论工作？这简直像是用拨号调制解调器去连接量子计算机，协议不匹配，带宽不足，还充满了可预见的噪音。

正当我考虑着要不要再发条消息说“抱歉请忽略”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二楼怎么走？”

我猛地转身。

楚惟舟站在那里。他没穿西装，没穿那件标志性的炭灰色针织衫，而是一件简单的深蓝色连帽卫衣，搭配灰色运动长裤和一双看起来很舒适但绝不平价的白色运动鞋。头发没有像在公司里那样一丝不苟，几缕碎发随意地搭在额前。他手里拿着一台轻薄至极的笔记本电脑，背着一个深灰色的双肩包——看起来完全像个研究生，如果忽略他那过于出色的身高和轮廓，以及手腕上那块依然低调但显然不属于学生消费水平的手表。

“你……”我张了张嘴，“你真的来了？”

“邀请函明确了时间地点。”他抬腕看了看表，“现在七点二十二分，距离约定还有八分钟。带路？”

他的语气平静如常，仿佛受邀来大学食堂早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日程安排。我晕乎乎地领着他穿过略显嘈杂的一楼，走上楼梯。早上的食堂二楼人不多，大多是些要赶早课的学生，零星有几个教授模样的人坐在角落看报纸。

我选了靠窗的位置，把其中一份早餐推到他面前。“豆浆是原味的，糖包在旁边。油条要趁热。”

楚惟舟坐下，先观察了桌面——略微有些陈年的油渍痕迹，他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从背包侧袋抽出一小包消毒湿巾，仔细擦拭了自己面前的区域，然后，顿了顿，把湿巾推到我这边。

我默默接过，擦了擦手。心里那点紧张，因为他这个熟悉的洁癖动作，反而奇异地放松下来——还是那个楚惟舟，哪怕换了卫衣，内核没变。

他撕开糖包，将糖粉精确地倒进豆浆的三分之一处，然后用吸管匀速搅拌了五圈。这个过程的严谨程度不亚于他在实验室调配试剂。尝了一口后，他点头：“甜度适中，豆腥味控制得不错，优于市面76%的连锁品牌豆浆。”

“你还给豆浆建了评估模型？”我哭笑不得。

“生活数据也需要基准测试。”他咬了一口油条，仔细咀嚼，“嗯，孔隙率合格，酥脆度达标，但回甘不足，可能是炸制用油迭代次数过多。”

我看着他以一种近乎学术研讨的态度对待眼前的廉价早餐，忽然觉得这一幕荒诞又可爱。“我以为你会更习惯……咖啡馆或者酒店早餐。”

“那些环境的噪声更低，但信号也过于平滑。”他放下油条，打开笔记本电脑，“真实的创新往往诞生在充满摩擦和意外的环境里。比如这里——”他指了指周围，“你能听到至少三种方言的对话，闻到至少五种食物混合的气味，还能观察到大学生早晨的时间分配策略。这些都是无法在无菌实验室里获取的训练数据。”

屏幕亮起，是我的蝴蝶模型架构图。“回到正题。你昨晚提到的简化思路，具体想怎么做？”

我深吸一口气，把纷乱的心跳压下去，切换到工作模式。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昨晚画的草图：“我想把‘教师调节模块’从单权重控制，升级为‘特征级微调面板’。比如，针对数学基础薄弱但空间想象力强的学生，老师可以手动调高‘几何模块’的推荐权重，同时暂时降低‘代数运算’的优先级。这个调整可以被记录、复盘，甚至分享给其他老师。”

楚惟舟安静地听着，手指在触控板上缓慢移动，模型图随着他的操作旋转、放大。晨光透过食堂有些蒙尘的玻璃窗，在他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毛边。

“这会引入巨大的复杂性。”他最终说，“每个特征都是高维向量，开放调节权限意味着可能出现指数级的组合爆炸，导致推荐结果不可预测，甚至相互矛盾。”

“我知道。”我迎上他的目光，“但真正的教育不是流水线。矛盾、试错、动态调整，这些‘噪声’本身就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能不能……不追求绝对的最优解，而是设计一个能让老师和算法‘协同探索’的系统？”

我说完，有些忐忑。这个想法太理想化，甚至有些笨拙。

楚惟舟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豆浆喝了一口，目光投向窗外。楼下，几个学生正匆匆跑向教学楼，书包在背后颠簸。远处，有晨练的老教授在慢跑。

“协同探索。”他重复这个词，像在舌尖掂量它的重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设计新的评估指标。不再是单纯的准确率或召回率，而是……‘探索广度’、‘师生交互深度’、‘调整收敛速度’。”

他转回头，眼睛里有种我熟悉的光芒——那是他面对有趣难题时的状态。“技术上，我们可以引入多臂老虎机算法框架，把每个特征调整看作一次‘拉杆’，老师的反馈是即时奖励。算法负责提供初始建议和探索边界，老师负责在边界内进行微调。双方共同优化一个长期收益函数——不是单次考试的分数，而是学生能力维度的均衡发展。”

他的语速快了起来，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构建出初步的算法框架。食堂的背景音——餐具碰撞声、交谈声、远处厨房的抽油烟机声——都成了他思考的白噪音。

我看呆了。不是因为他提出的技术方案有多精妙，而是因为，他真的在认真思考这个“笨拙”的想法，并且用他的方式，为它构建了坚实的数学和工程地基。

“那……过拟合的问题呢？”我小声问。

“开放调节权限本身，就是对抗过拟合的一种正则化。”他头也不抬，“当模型不再试图用一个固定函数拟合所有数据，而是允许人类智能在特定节点介入，它就从‘死记硬背’变成了‘学会学习’。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泛化能力。”

他忽然停下敲击，看向我：“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点头。

“很好。”他合上电脑，“会议纪要里可以写：项目方向调整，从‘全自动精准推荐’转向‘人机协同动态探索’。我们需要重新制定里程碑和评估体系。今天下午，你和沈清让、顾南乔开个会，重点讨论伦理风险——给予教师过大的算法干预权，可能带来哪些偏见固化或责任推诿问题。”

“我？和他们开会？”

“想法是你的，自然由你主导初期讨论。”他说得理所当然，“我会参加，但你是主讲。准备好应对顾南乔的至少十个‘如果……那么……’问题，以及沈清让关于知情同意流程的质询。”

我手心微微出汗，但心里却燃起一簇火苗。不是压力，是某种被郑重托付的兴奋。

早餐不知不觉吃完了。楚惟舟收拾好自己的垃圾，分类投进垃圾桶，动作一丝不苟。我们起身离开时，旁边桌两个女生一直偷偷朝这边看，窃窃私语。

下楼时，我鼓起勇气问：“那个……昨晚的系统提示，是你发的吧？”

楚惟舟脚步顿了顿，没有否认。“系统监测到你的代码提交时间异常，触发了健康提醒规则。”

“但那个‘非咖啡因恢复方案建议’的选项，不是标准模板。”

我们走到食堂门口。清晨的阳光彻底驱散了薄雾，校园广播开始播放晨间音乐。他侧过脸，阳光在他琥珀色的眼睛里折出细碎的光。

“我修改了规则。”他平静地说，“针对部分高价值协作节点，系统可以提供更个性化的干预策略。这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

高价值协作节点。我在心里咀嚼这个词。它听起来如此理性、如此……安全。

“那如果我今晚又熬夜呢？”我听见自己问，声音比想象中轻。

楚惟舟看着我，有那么一瞬间，他脸上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性面具，似乎出现了一道极细微的裂缝。像精密仪器表盘上，突然映出了一只误入的蝴蝶的影子。

“那么，”他说，声音低沉了一些，“系统可能会升级干预协议。比如，直接拨通你的电话。”

他说完，转身朝停车场走去，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挺拔又……有些匆忙。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已经空了的豆浆杯。广播里正在放一首老歌，旋律悠扬。远处有自行车铃声丁零零地掠过。

心跳得有点快。我低头，看着自己帆布鞋的鞋尖——那里沾了一点食堂地面的灰尘。

忽然就笑了。

协议协商的第一轮，似乎……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

他愿意踏入我的世界，哪怕这里有油渍的桌面和平凡的早餐。我愿意踏入他的领域，哪怕那里充满了严苛的规则和烧脑的算法。

我们在为蝴蝶模型设计“协同探索”的系统。

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进行一场笨拙的、充满摩擦的、但无比鲜活的协同探索？

我把空杯子扔进垃圾桶，脚步轻快地走向图书馆。上午还有两节课，下午要准备那个重要的会议。

路过公告栏时，我瞥见上面贴着一张社团招新海报：“算法艺术社——用代码写诗，用数据绘画。”

我想起楚惟舟批注论文时写的那句“这个证明优雅得像诗”。

或许，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编写着同一首关于理性与感性、秩序与意外、算法与心跳的，漫长的诗。

而早餐桌上的这次协议协商，只是这首诗的，第一个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