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个人的回南天

他们租的房子在荔湾区，老骑楼，二楼，阳台对着一棵榕树。

搬家那天是三月，回南天刚结束，墙壁还在渗水。陆岸站在阳台上抽烟——他已经戒烟十年，但搬家让他焦虑，又捡了回来。沈潮生从纸箱里抬起头，说："阳台门关上，湿气进来。"

"通风。"

"通风还是抽烟？"

陆岸把烟掐了，但没关门。他看着那棵榕树，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子，像某种时间的计量单位。

"沈潮生，"他说，"我们这样算同居吗？"

沈潮生正在拆一个标着"易碎"的箱子，里面是陆岸的奖杯，体育大学的，健身比赛的，各种镶着金边的塑料和玻璃。他听见问题，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拆。

"算。"他说。

"算什么？"

"算同居。"

"不是算……"陆岸走过来，靠在门框上，"我是问，我们这样算什么关系？"

沈潮生终于抬起头。陆岸三十六岁，眼角有细纹，头发里有一两根白的，像墙壁渗水留下的痕迹。但他站在光里，和十七岁那年一样，眉骨很高，眼睛半眯着，像某种警觉的猫科动物。

"你觉得呢？"沈潮生问。

"我觉得，"陆岸说，"我觉得我们是两个病人。你失眠，我头痛，你撕日记，我换号码，你等墙干了说话，我等墙湿了才承认。我们现在住在一起了，但没人知道我们算什么。"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沈潮生把奖杯一个个摆到书架上，最高的那层，需要踮脚。陆岸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那个最大的奖杯，帮他放上去。他们的手指碰了一下，像初三那年递纸巾，像高二那年试体温，像所有他们靠近又退缩的时刻——但现在没有退缩了。

"我知道我们算什么，"沈潮生说，"算迟到的人。"

陆岸看着他。

"迟到了十九年，"沈潮生说，"但终于赶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陆岸没有说话。他站在书架前，看着那些奖杯，看着那些他以为代表荣耀、其实只代表孤独的塑料和玻璃。然后他转过身，抱住沈潮生，像抱住某种易碎的东西，像抱住十七年的年轮，像抱住所有他以为已经失去、其实一直潮湿地、隐秘地、顽强地存在着的时光。

"迟到的人，"他说，"是不是应该补票？"

"补什么票？"

"见父母的票，"陆岸说，"旅游的票，一起过日子的票。所有我们应该在二十岁就做的事，现在补做。"

沈潮生把脸埋在他肩上。陆岸的毛衣有樟脑味，是家里衣柜会有的那种味道，和十七岁那年一样。他想起高二那年的冬天，陆岸站在他家里，说"墙里面其实一直是湿的"。那时候他们十八岁，以为来日方长，以为有些话可以等到墙干了再说。

现在墙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们终于学会在潮湿的时候说话。

"先补哪张？"他问。

陆岸想了想，说："先补见父母的。我妈……她一直想见你。"

陆岸的母亲住在番禺，一栋自建房，三层，院子里种着一棵杨桃树。

沈潮生买了水果，杨桃、番石榴、龙眼，都是当季的东西。陆岸说不用买，他妈什么都不缺，但沈潮生坚持。他在水果店挑了很久，问老板哪个甜，哪个熟，像在做某种手术前的准备，像在面对某种无法预测的风险。

"你紧张？"陆岸在公交车上问。

"不紧张。"

"你手心出汗了。"

沈潮生把手插进口袋。确实出汗了，像初三那年第一次和陆岸说话，像高二那年发烧，像所有和陆岸有关的时刻。他三十六岁了，是外科副主任，每天在手术台前站六个小时，手从来不会抖。但现在，去见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他手心出汗了。

"她知道我吗？"他问。

"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医生，"陆岸说，"知道你给我做手术，知道我现在住在你那里。"他顿了顿，"知道我喜欢过你，十九年。"

沈潮生转过头，看着窗外。广州的春天，榕树的气根在风里摇晃，像某种倒流的时光，像某种逆向的河。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去年去世，肺癌，最后三个月他每天都在医院，但她从没问过他为什么失眠，为什么撕日记，为什么两次恋爱都叫错同一个名字。

"我妈不知道，"他说，"她走了，去年。"

陆岸握住他的手。公交车上很挤，他们的手藏在两个人身体之间，像某种秘密，像某种只有他们能读懂的、潮湿的语言。

"我爸也不知道，"陆岸说，"他走得早，我十二岁。如果他在，可能会打死我。我妈……她只会哭。但她想见你，她说，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让我记了十九年。"

公交车到站，他们下车，走进巷子，走进那栋自建房。杨桃树的花落了，铺在地上，像一层淡绿色的雪。陆岸的母亲站在门口，七十岁，头发全白，腰很直，眼睛和陆岸一样，半眯着，像某种警觉的猫科动物。

"沈医生，"她说，没有叫"潮生"，保持了某种距离，某种礼貌的审视，"进来坐，茶泡好了。"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

陆岸的母亲做了五菜一汤，都是广州家常菜：蒸排骨、白灼菜心、番茄炒蛋、煎酿三宝、陈皮红豆沙。她不停地给沈潮生夹菜，但话很少，问的都是"工作忙不忙""住得习不习惯""潮生是广州人吗"——像面试，像调查，像某种缓慢的、潮湿的、无法回避的确认。

吃到一半，陆岸去上厕所。厨房和餐厅隔着一道门，沈潮生听见水声，然后听见陆岸母亲的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像某种说给他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独白。

"他小时候，"她说，"每年回南天都生病。说墙壁渗水，睡不着，要搬去客厅睡。我以为他矫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想一个人待着。想事情。"

沈潮生放下筷子。

"他十二岁，他爸走了，"她说，"他不哭，只是每年回南天都生病。我以为他忘了，二十岁那年，他突然好了，说北京没有回南天。他去了北京，八年，回来过一次，结婚，又走了。然后再回来，就是今年，带着你。"

她给沈潮生盛了一碗红豆沙，陈皮的味道很浓，像某种古老的药方，像某种时间的腌制。

"沈医生，"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不问，他也不说。但我知道，今年回南天，他没有生病。他说，潮生会贴报纸，潮生知道墙里面一直是湿的。"

沈潮生看着那碗红豆沙，看着那些煮烂的红豆，像看着某种剖开的、柔软的、无法隐藏的心脏。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她最后三个月，他每天都在，但她从没问过他为什么失眠。她走了，他整理遗物，在她的衣柜里发现一沓信，是他大学时写的，没寄出，收信人是"陆岸"。

她知道了。她一直知道。但她没说，像陆岸的母亲现在没说，像所有母亲面对孩子时的那种沉默——不是不理解，是不敢理解，是害怕理解之后，要承担的太多。

"阿姨，"他说，"我会贴报纸。每年回南天，我都贴。"

陆岸的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一下，像陆岸，眼睛里没有笑意，像是在测试什么，像是在确认什么。

"潮生，"她说，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你父母呢？"

"母亲走了，去年。父亲……不知道。我们不太说话。"

"他知道吗？"

"不知道。"

"要告诉他吗？"

沈潮生摇头。他想起父亲，七十岁，住在从化，每月通一次电话，每次三分钟，关于天气和血压。他想象不出怎么开口，想象不出父亲的脸，想象不出任何一种"知道"之后的反应。

"那就不说，"陆岸的母亲说，"有些墙，不用每个人都去碰。你们自己知道湿了，就行。"

陆岸从厕所出来，看见他们对着两碗红豆沙，没有说话。他走过来，坐下，看看母亲，看看沈潮生，像某种警觉的动物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

"说什么呢？"他问。

"说回南天，"他母亲说，"说贴报纸。"

陆岸看着沈潮生，眼睛里有疑问。沈潮生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在桌子底下握了握他的手，像某种秘密的确认，像某种只有他们能读懂的、潮湿的语言。

那顿饭之后，陆岸的母亲开始叫他"潮生"，不是"沈医生"。她开始打电话来，问他们回不回家吃饭，问回南天墙还渗不渗水，问那棵芒果树结果了没有——像某种缓慢的、迟到的、终于抵达的接纳。

从番禺回来的公交车上，陆岸靠着沈潮生的肩膀睡着了。

沈潮生看着窗外，看着榕树的气根在暮色中摇晃，看着广州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他想起母亲留下的那沓信，想起自己从未寄出的告白，想起那些撕掉的日记本和过期的橘子糖。

他想起陆岸的母亲说"有些墙，不用每个人都去碰"。

但她也说"你们自己知道湿了，就行"。

公交车颠簸了一下，陆岸醒了。他抬起头，看着沈潮生，眼睛里有睡意，有依赖，有某种和十七岁那年一样、又完全不同的东西。

"到了叫我，"他说，又闭上眼睛，"我睡一会儿。"

"好。"

"沈潮生。"

"嗯？"

"我妈喜欢你。"

"她知道我们什么关系？"

"不知道，"陆岸说，声音已经含混，像梦话，"但她喜欢你。这就够了。"

沈潮生看着他的睡脸，看着那张被时间雕刻过的、依然潮湿的、依然活着的脸。他想起他们错过的十九年，想起那些应该一起做的事——见父母，旅游，吵架，和解，一起贴报纸，一起在回南天失眠。

现在他们开始补票了。迟到的人，终于开始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