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书
平安夜。雪是傍晚时分下起来的，起初只是霰，沙沙地敲着玻璃窗，像谁用细盐粒撒着玩。后来便成了真正的雪，片片地、绒绒地，不疾不徐地从铅灰色的天上飘下来，把整个世界都裹进一层柔软的棉絮里。街道两旁的洋槐树上积了薄薄一层白，树枝不堪重负似的微微颤动，偶尔抖落一团雪沫，在昏黄的路灯光里化作金粉，旋即又消失在更深的黑暗里。
我坐在书房里，面前的壁炉烧得正旺。火光在四壁的书架上跳跃，把那些精装书脊上的烫金字映得忽明忽暗。这间屋子我已经住了二十年，从意气风发的而立到如今的知天命，书架上的书越堆越满，房间却似乎越来越空。今晚尤其如此——平安夜的钟声从远处教堂隐隐传来，街坊邻居家的窗口透出温暖的黄光，隐约还能听见孩童的笑声和唱诗班的歌声。而我这间书房，除了木柴在壁炉里偶尔发出的噼啪声，便只剩下钟摆单调的、不知疲倦的滴答。
我起身踱到窗前，呵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白雾。用手指抹开，外面的世界便清晰起来。对街那户人家正在装饰圣诞树，一个金发的小女孩踮着脚往树梢挂星星，她的父亲在一旁扶着她的腰。这情景让我恍惚了一下，许多年前，似乎也有过这样的夜晚，这样的雪，和这样金发的…
我摇摇头，转身回到书桌前。桌上散乱地摊着些稿纸，都是我这些日子在整理的小说手稿。出版商的信就压在镇纸下，措辞客气而疏离，说“大作颇有可观之处，然时下读者多喜新奇故事，先生这般沉郁风格恐难畅销”。我苦笑着将信扔进纸篓，却碰倒了桌角的一个小木盒。
那是个老旧的桃花心木盒子，不过巴掌大小，边角已经磨得圆润，黄铜搭扣上也生了绿锈。我愣怔了一下，俯身拾起。盒子很轻，摇晃时里面发出细碎的声响。我竟一时想不起里面装的是什么了——人到了这个年纪，记忆就像一屋子未整理的书，要找什么时总也找不到，不经意时却又突然跳出来。
我摩挲着盒子表面细腻的木纹，终于想起这是十年前从一个旧货摊上淘来的。当时摊主说这是从一户没落人家的阁楼里收来的，里面的东西他不曾动过。我买下后也从未打开，随手放在书架上，久而久之便忘了它的存在。
搭扣“咔哒”一声弹开。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样零碎：一朵干枯的、褪成灰蓝色的花，花瓣薄如蝉翼，一碰就会碎似的；一枚琥珀袖扣，在火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还有一本小小的、羊皮封面的笔记本，不过手掌大小，用一根褪色的蓝色丝带系着。
我拿起那朵花，小心地托在掌心。这是勿忘我。年轻时在植物图鉴上见过，学名颇有些诗意，叫什么“Myosotis”，希腊文里是“鼠耳”的意思，因叶子形状而得名。但在花语里，它代表永恒的记忆，和不要忘记我。
记忆的闸门就在这时被冲开了。不是缓缓流淌，而是决堤的洪水，一瞬间将我淹没。
那也是这样一个平安夜，只是雪下得更大些。那时的我还在报馆做事，兼着给几家杂志写些专栏文章，住在租界边缘一栋老式公寓的二楼。房间不大，朝北的窗子总透着风，冬天尤其难熬。为着省炭火，我常常在附近的咖啡馆写作，一坐就是整个下午。
第一次见到她，便是在那家叫做“白桦林”的咖啡馆。店很小，只七八张桌子，老板是个俄国流亡贵族，蓄着浓密的络腮胡，会说些生硬的中文。店里最里角靠窗的位置是我的固定座位，因为那里有盏绿色的台灯，灯光柔和，正适合写字。
那天我正为一个专栏结尾苦思，钢笔尖在稿纸上点了又点，却写不出一个字。窗外的雪下得紧了，行人匆匆走过，街灯一盏盏亮起来。我摘下眼镜揉着眉心，忽然听见门上的铜铃清脆一响。
她走进来，带着一身寒气。先是解下墨绿色的羊毛围巾，露出一头灿烂的金发，在灯光下像是融化的蜂蜜。然后是同样墨绿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米白色的高领毛衣。她在门口跺了跺靴子上的雪，抬头时，我们的目光恰好相遇。
该怎么形容那双眼睛呢？许多年后我读到一句法文诗：“L’ambre, cette larme des arbres anciens”（琥珀，古树的泪）。是了，琥珀，而且是那种最上等的、里面封存着亿万年前光线的琥珀。温暖，透明，又深邃得仿佛能看进时光深处。她的睫毛很长，沾着未化的雪花，眨眼时雪花便融成了细小的水珠。
她在我斜对面的桌子坐下，从手提袋里取出一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法文原版，深蓝色的封面已经磨损。她读得很专注，偶尔端起白瓷杯抿一口咖啡，在杯沿留下浅浅的唇印。有次她似乎被书里的什么触动，微微蹙起眉，右手无意识地捻着一缕垂在肩上的金发。
我不由得看呆了，直到她突然抬起头，琥珀色的眸子直直看向我。我慌忙移开视线，假装在稿纸上写字，却把墨水弄洒了一小滩。
“需要手帕吗？”她的声音从斜前方传来，温和，略带一点沙哑，像是秋日午后晒过的棉布。
我抬头，她已经走了过来，递过一方素白的手帕，一角绣着小小的蓝色花朵——正是勿忘我。
“谢谢。”我接过手帕擦拭，墨迹却晕开得更厉害了。她轻轻笑了一声，不是嘲弄，而是那种看见小孩子笨拙举动时的、善意的笑。
“您是作家？”她看了眼我桌上摊开的稿纸。
“勉强算是，给报纸杂志写些东西糊口。”我有些窘迫，那些未完成的句子此刻显得格外幼稚。
“奥尔菲斯。”我伸出手。
“爱丽丝。”她的手很凉，但柔软。我们握了握手，她便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读她的书。但那方手帕留在了我这里，洗过后我一直带在身边，想着哪天还她。
第二次见面是在三天后的旧书市。我在一个摊子前翻检一堆过期的文学杂志，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和摊主讨价还价。是她，正试图用有限的预算买下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摊主是个精瘦的老头，摇着头说这个价钱连一本都买不到。
“等等。”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走上前，对摊主说：“这套书我要了。”在爱丽丝惊讶的目光中付了钱，然后把厚厚的一摞书递给她。
“这不行…”
“就当是手帕的回礼。”我说，“而且，我也正想重读莎士比亚。”
我们抱着书，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并肩走着。那天她穿了件驼色的大衣，金发在阳光下几乎透明。我们聊文学，聊狄更斯冗长的开场白，聊简·奥斯汀精巧的讽刺，聊托尔斯泰笔下广阔的俄罗斯原野。她的见解独特，不是那种学究式的分析，而是真正沉浸在故事里的人才会有的感受。
“您最喜欢哪一部？”走到街角时我问。
她想了想：“《李尔王》。不是因为它最伟大，而是因为它最真实。人在权力、爱、疯狂之间的挣扎，到最后赤条条面对命运时，才明白自己一生追寻的究竟是什么。”
她说这话时，目光望向远处灰蒙蒙的天空，侧脸的线条在冬日的天光里显得格外清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看似温婉的女子，内心有着不为人知的深邃。
自那以后，我们在咖啡馆“偶遇”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是下午三点，她总点一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有时是傍晚，她会要一小块核桃蛋糕，用叉子细细地分成均匀的小块。我们渐渐从文学聊到各自的生活。我知道了她在一家私人图书馆做编目员，父母早逝，跟着姑母长大。姑母是严厉的老派淑女，一心想把她嫁入体面人家，但她宁愿与书为伴。
“书不会背叛你。”有次她说，用勺子在咖啡杯里慢慢搅动，“它们就静静地在那儿，你任何时候打开，它们都毫无保留地接纳你。”
“人也未必都会背叛。”我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了。
她抬眼看了看我，琥珀色的眸子里有什么闪了一下，然后微微笑了：“也许吧。”
春天来临时，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上海的春天是湿漉漉的，梧桐树抽出嫩绿的新芽，街角总有卖白玉兰的老妇人。我们开始一起散步，从法租界走到外滩，看黄浦江上往来的船只，江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她不得不用手拢着。
“我小时候在天津住过。”有次她说，靠在江边的栏杆上，“那里也有河，海河。冬天结冰时，孩子们在上面溜冰。我总不敢，怕冰裂了掉下去。姑母说这是懦弱，但我觉得，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的本能。”
“不是懦弱，是谨慎。”我说。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映着江面的波光：“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奥尔菲斯。”
我的名字从她口中说出，带着一种特别的韵律。在希腊神话里，奥尔菲斯是琴师，用音乐打动冥王，换回死去的妻子欧律狄刻，却在最后关头因忍不住回头，永远失去了她。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时，大概没想到这典故里的悲剧意味。
“你的名字也有典故吧？”我问。
“爱丽丝，在希腊语里是‘真理’的意思，在古德语里是‘高贵’。”她自嘲地笑笑，“但我既不掌握真理，也不高贵。只是个普通的图书馆员，在灰尘和旧纸堆里讨生活。”
“我不觉得你普通。”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得太直白了。
她没接话，只是静静看着江面。一艘货轮鸣着汽笛缓缓驶过，惊起一群江鸥。白色的翅膀在灰蓝色的天空下展开，又合拢，像谁撒了一把纸屑。
夏天，我们去了苏州。是临时起意，周六早上我打电话给她，说天气太好，闷在城里可惜。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好，等我半小时。”
火车慢吞吞地在江南的田野间穿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稻田，荷塘，偶尔掠过白墙黛瓦的村落。她靠窗坐着，戴了一顶宽檐草帽，帽檐的阴影落在她脸上。她读着一本关于苏州园林的书，偶尔抬头看看窗外，告诉我哪座桥是宋代的，哪座塔是明代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图书馆员的职业病。”她眨眨眼，“看到什么都要查个清楚。”
我们在拙政园走了一下午。那是梅雨季刚过的日子，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和植物的气味。荷花池里的花开得正好，粉色的，白色的，在墨绿色的荷叶间亭亭玉立。我们沿着蜿蜒的回廊慢慢走，看镂空花窗外的竹子，看假山石上的青苔，看池中自己的倒影被游鱼搅碎。
“中国人造园，讲究移步换景。”她在一个月洞门前停下，“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那丛芭蕉正好衬着白墙，像一幅画。但再走两步，”她侧身让开，“从这个角度，芭蕉只露出一角，主角变成了那片湖石。”
我顺着她的指引看去，果然如此。同样的景物，因角度不同，呈现完全不同的意境。
“人生大概也如此。”她轻声说，“取决于你站在哪个位置，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风景。”
我们在园子里的茶室歇脚，要了一壶碧螺春。茶香袅袅升起，在潮湿的空气里久久不散。她摘下帽子，金发有些被汗浸湿了，贴在额角和颈边。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长时间地看她。她的鼻梁很挺，嘴唇薄而线条分明，下巴有一个小小的、倔强的弧度。最特别的是眼睛，琥珀色的虹膜在阳光下能看见细小的金色斑点，像是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光斑。
“为什么这样看我？”她忽然问，却没有躲闪。
“我在想，”我斟酌着词句，“有些人就像这苏州园林，看似简单，实则层层叠叠，每进一重都有新的景致。”
她笑了，那笑容不同于以往那种克制的、浅浅的笑，而是真正的开怀，眼睛弯成月牙，露出一点点洁白的牙齿。“这是我听过最特别的恭维。”
“不是恭维，是实话。”
茶凉了，我们续上热水。窗外忽然下起太阳雨，雨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打在荷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园子里的游人都躲到廊下，只有我们坐在敞开的窗边，任由偶尔飘进来的雨丝落在手臂上，凉丝丝的。
“我可能要离开上海了。”她忽然说，眼睛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
我一怔：“去哪里？”
“北平。那里有个大学图书馆的职位，待遇好些，也能接触到更多善本。”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她抬起眼，“我本来上周就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雨渐渐大了，敲在瓦片上噼啪作响。茶室里的其他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和打瞌睡的伙计。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像是天边有人在挪动沉重的家具。
“要去多久？”我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更久。”她转动着茶杯，“姑母说这是个好机会，女人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上海对我来说，有些记忆太沉重了。”她停顿了一下，“我在这里爱过一个人，很多年前。后来他去了法国，说会回来，但再也没回来。起初还有信，后来连信也没有了。姑母说他是遇到了更好的人，忘了这里的一切。”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觉胸口闷得难受。
“很俗套的故事，是不是？”她自嘲地笑笑，“每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等到最后，等的已经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还在等待的自己。”
“你还爱他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雨渐渐小了，阳光从云缝里透出来，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不知道。”她最终说，“也许爱的不是现在的他，而是记忆里的那个影子。但影子是抓不住的，就像这水里的倒影，一碰就碎了。”
从苏州回上海的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她靠着车窗假装睡觉，但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她的睫毛一直在颤动。我想说些什么，挽留的话，或者至少是祝福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只是个朋友，有什么立场挽留？又有什么资格过问她的人生选择？
火车进站时天已全黑，站台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我们随着人流往外走，在出口处停下。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奥尔菲斯。”她说，伸出手。
我握住她的手，比平时更凉。“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
“当然。”我说，虽然心里知道，人生中的许多“当然”最后都成了“未必”。
她笑了笑，抽回手，转身汇入人群。金色的头发在人流中闪了一下，然后就看不见了。我站在原地，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忽然觉得这个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变得无比陌生。
壁炉里的火弱了下去，我添了几块木柴，火星噼啪地溅起。窗外的雪还在下，已积了厚厚一层，把一切声响都吸走了，世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重新打开桃花心木盒子，取出那枚琥珀袖扣。对着火光细看，能看见里面封着一只小小的飞虫，翅膀舒展，像是随时会苏醒过来飞翔。这是她离开上海前送给我的，说是父亲留下的遗物。
“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当时她说，把用蓝丝绒小袋装着的袖扣放在我手心，“但跟了我很多年。你留着，看见它就像看见…一个老朋友。”
我那时也回赠了礼物，是一支派克金笔，笔帽上刻着她的名字缩写。“希望你用它写出精彩的故事。”我说。
“我会的。”她接过笔，握在手里很久，才小心地放进手提袋。
她走后，我们通了几封信。她的信写在印有北平图书馆抬头的信笺上，字迹工整，用词谨慎。她说北平的秋天很美，天空是高远的湛蓝，银杏树叶金黄金黄的，落在地上像是铺了一层阳光。她说图书馆的工作很充实，每天都能接触到珍贵的古籍，有些甚至是宋元刻本。她说偶尔会想念上海，想念“白桦林”的咖啡，想念外滩的风。
我的回信则絮絮叨叨，说报馆的琐事，说新写的文章，说咖啡馆换了老板，咖啡不如从前香醇。我不敢问她的感情生活，不敢问是否有人走进她的生命，填补那个离去的法国人留下的空白——或者说，我留下的空白。
是的，我从未告诉过她，那个夏天在苏州，在拙政园的茶室里，当她说起曾经的恋人时，我有多想告诉她：留下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不是所有人都会离开。但我没说，因为怯懦，因为不确定，因为怕被拒绝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最后一封信是在她离开一年后收到的。信很短，只说她要离开北平了，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暂时不会通信。信末写着：“勿忘我。”
我捧着那封信，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亮时，我把它和其他信件一起锁进抽屉，钥匙扔进了黄浦江。有些东西，记得不如忘记，但偏偏越是想忘记，越是记得清楚。
那之后又是很多年。我在文坛有了一点名气，出了几本书，搬到了现在这间大些的公寓。依然独身，不是因为痴情地等待谁，只是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也找不到想与之分享生活的人。有时在社交场合遇见合眼缘的女子，也会试着交往，但总是不了了之。朋友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说不是，我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在一个旧货市场闲逛。摊主是个满面风霜的老太太，说她丈夫去世了，她在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大概是前房客留下的。我本已走过，眼角瞥见那个桃花心木盒子，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
“这个多少钱？”
“您看着给吧，都是些不值钱的旧物。”
我付了钱，把盒子带回家，随手放在书架上，一放就是十年。十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少年，足够一座城市改天换地，足够一个人从壮年走向衰老。
而此刻，我坐在这里，面对这个盒子，面对这些本应深埋的记忆。
我解开笔记本上的蓝色丝带。羊皮封面已经发脆，内页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是她的字，娟秀中带着力道，用的是蓝黑墨水，有些字已经晕开，像是被水打湿过。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日期，是她离开上海的前一个月。
十月三日
今天在图书馆整理一批新到的法文书，居然发现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初版。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已经发黄，但保存完好。忽然想起在“白桦林”第一次遇见他的情景。他当时很窘迫，墨水洒了一桌子。我递过手帕，他接过时手指在微微发抖。
现在想来，也许那就是心动的开始。只是我太迟钝，或者太害怕，不敢承认。
十月十日
姑母又提起相亲的事，对方是银行家的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归来。我说目前不想考虑婚姻，她很不高兴，说我已经不年轻了，该为将来打算。
将来？什么是将来？和一个不相爱的人共度余生，生儿育女，在社交场合扮演恩爱夫妻，这就是将来吗？
我宁愿在图书馆与书为伴，至少书不会背叛。
十月十五
和奥尔菲斯去了苏州。拙政园的荷花美得不像真的。我们在茶室躲雨，我几乎要告诉他那个法国人的事——不，不完全是真相。真相是，那个法国人确实存在，但我们之间更多是少女时代的憧憬，而非真正的爱情。我说我还爱他，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借口，一个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情的借口。
因为我害怕。害怕付出真心后再次被辜负。害怕他像其他人一样，看见真实的我后会转身离去。
在火车上，我假装睡觉，其实一直在流泪。幸好靠窗，他不会看见。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