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自然村的晨雾还没漫过竹梢时，鸡叫已经滚过三道田埂。五点半的天光像块刚浸过水的棉布，我摸黑拧开自来水龙头，掬了把冷水拍在脸上，水珠顺着下巴滴在黑色T恤上，洇出小小的湿痕。十六岁的生日要去宁洱县，和李福一起——这是我们头回没大人跟着，揣着钱就敢往县城跑，光是指尖触到裤兜里的纸币，心就跳得像竹丛里的雀跃。
“江南，走了！”李福的声音撞在院门上，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我抓起桌上的钱塞进裤兜，光着脚跑到门口，他站在竹影里，一身黑衣黑裤，头发用手胡乱抓过，额前的碎发竖起来几缕，手里攥着张五十块，说是他爸给的“进城费”。“我妈说蛋糕要选水果多的。”他没头没脑地说，我点点头，摸了摸裤兜里的OPPO A5——黑色的手机壳磨得发亮，是爸爸特意买给我上网课用的，屏幕干干净净，连张壁纸都没换。
六点的岔路口，竹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叶尖的露水落在地上，洇出星星点点的湿痕。我们靠在竹杆上数过路的摩托车，李福突然用胳膊肘碰我：“等下坐最后排，能看见后面的路。”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班车的鸣笛声，银灰色的车身破开晨雾，像条游向远方的鱼。
上车时司机扫了我们一眼：“俩黑小子进城过生日？”我们没搭话，径直走向最后排的空位。座椅是塑料的，被太阳晒得有点烫，李福盯着我放在膝头的手机，突然说：“等下到望城坡，用你手机拍张照。”车开时，窗外的竹楼、稻田、烤烟房渐渐退成模糊的色块，他又补了句：“我还没见过县城全貌呢。”
七点刚过，班车开始爬望城坡。路面渐渐升高，司机师傅朝窗外扬了扬下巴：“看，县城就在那。”我们同时探过身，透过车窗望去——远处的楼房错落着，街道像条银色的带子，连空气里都飘着陌生的气息。我举起手机，李福凑过来看屏幕，镜头里的县城浮在绿茸茸的山坳里，像块被阳光吻过的翡翠。“比视频里看的清楚。”他低声说，指尖在屏幕边缘碰了碰，像怕碰碎了什么。
老客运站的水泥地晒得发烫，我们往坡下走时，裤兜里的钱随着脚步轻轻晃。蛋糕店的玻璃柜里，水果蛋糕堆得像座小山，黄桃、草莓、猕猴桃嵌在奶油里，看得人直咽口水。“就要那个。”李福指着中间最大的一个，店员笑着问要不要写祝福语，我说“不用”，付钱时指尖有点抖，看着她用透明盒子装起来，系上红丝带，突然觉得十六岁的仪式感，原来这么具体。
“跑挺快啊。”姐姐从街对面走来，一身红色卫衣在人群里格外显眼，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带你们买身新衣服？”她晃了晃袋子，里面是给我挑的黑色牛仔裤。我和李福几乎同时摇头：“我们自己转。”李福拍了拍我放手机的口袋：“有导航呢。”姐姐笑了，从兜里摸出颗柠檬糖塞给我：“别走远，找不到就打电话。”
我们钻进旁边的服装店。李福看中条黑色工装裤，裤脚带着抽绳，他对着试衣镜拉了拉裤腰，突然红了脸：“比我身上这条显瘦。”我挑了件黑色连帽衫，胸前绣着极小的logo。付钱时老板娘说“俩小伙穿一身黑，倒像亲兄弟”，李福的耳根更红了，攥着找零的硬币转身就走，硬币碰撞的脆响里，藏着点说不出的得意。
转进第二条街时，巷子突然像解开的线团，缠成一团乱麻。刚才明明跟着导航走的，怎么拐了两个弯就辨不清方向？李福催我再看看手机，OPPO A5的屏幕在阳光下很清晰，语音提示“前方五十米左转”，可眼前的岔路口横七竖八，每个巷口都站着陌生的招牌。“是这边吧？”他指着左边的巷子，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不对，导航说的店铺在哪？”
购物袋的提手勒得手指发红，蛋糕盒被太阳晒得微微发软。我们在原地站了片刻，李福突然说：“还是叫你姐吧。”我点开通讯录时，指尖有点发烫，姐姐的声音很快传来，带着点笑意：“就知道你们会迷路，站着别动。”
她找到我们时，红色卫衣像团移动的火，穿过路口的人流，我们正靠在公交站牌下，蛋糕放在脚边，购物袋挂在栏杆上。“俩黑炭，丢了都难找。”姐姐拎起袋子，眼里的笑藏着点了然，“十五六岁，半大不小的年纪。”李福咧着嘴笑，没接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机身的温度刚好，像揣了个小小的暖炉。
回去的班车后排，我们仨并排坐着。姐姐的红色卫衣在灰暗的车厢里格外亮，她分给我们吃苹果，李福的新裤子沾了点蛋糕奶油，在黑色布料上格外显眼，他用纸巾轻轻擦着；我把新连帽衫叠好放在腿上，布料带着阳光晒过的干净气息。车过望城坡时，夕阳把县城染成了金红色，李福突然说：“拍张照吧。”我举起手机，镜头里三个脑袋凑在一起，红色卫衣的亮色衬着我们的黑衣服，姐姐比了个“耶”，李福笑得露出虎牙，我的嘴角还沾着点奶油——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我手机里存得最久的一张。
那晚的竹楼里，烛火跳得格外欢。姐姐的红色卫衣在灯光下像朵花，她摆开橙汁和香蕉，李福把水果蛋糕摆在桌上，六根蜡烛插成一圈，火苗在我们眼里晃成星星。“许愿！”姐姐喊着，我闭上眼睛时，听见他们俩偷偷说“要挣很多钱”“要去很多地方”。蜡烛吹灭的瞬间，李福的笑声撞在竹墙上，姐姐的橙汁洒了点在桌布上，我的蛋糕吃得满脸都是——原来快乐是有颜色的，红得像卫衣，黑得像我们的衣服，亮得像烛火。
后来的路，真的像被风吹散的烛烟。我去县城读高中，每个月回家一次，路过客运站总会想起那个红色与黑色交织的午后；李福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在电子厂流水线上打工，过年发微信说“这边穿黑衣服的人多，可没你陪我逛街的”；姐姐跟着同乡去了浙江，在服装厂做缝纫工，去年寄给我件红色围巾，说“天冷了，添点颜色”。
我们再也没一起过过生日。偶尔视频时，李福的背景是宿舍的上下铺，一身黑衣融进夜色；姐姐的身后堆着没打包的衣服，红色卫衣早换成了工装；我的镜头里是高中教室的黑板报，校服的蓝替代了当年的黑。三个十六岁时挤在班车后排的少年，如今隔着千山万水，连说句话都要算着时差。
那台OPPO A5早就换了，可那张望城坡下的合影，我存进了新手机。照片里的县城闪着光，红色卫衣在黑色簇拥里像团不灭的火，我们的笑里带着傻气，好像下一秒就要一起冲下车，再去摘一把野果，再去转一次迷宫似的巷子。
原来十五六岁的夏天，最珍贵的从不是蛋糕和新衣服，而是那种以为“永远会在一起”的笃定。就像望城坡上的县城，以为能一直望得见，却不知转过一个弯，风景就换了；就像红与黑的搭配，以为能一直鲜亮，却在时光的洗磨里，渐渐褪成记忆里的色块。
但烛火灭了，余温还在；人散了，那段日子的红与黑，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漫过心头，像十六岁那晚，姐姐卫衣上的亮色，怎么都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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