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坯房里的一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鲁西南平原的风，刮过李家洼的土坯房时，总带着一股子呛人的土腥气。风里裹着麦芒、玉米叶，还有灶膛里飘出的烟火味，日复一日，吹着村子里的人和事，吹得日子又苦又长。

王三妮家的土坯房，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屋子，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黄澄澄的夯土。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还有干得梆硬的玉米棒子，那是家里仅有的亮色。屋子里头，挤着九口人——咳嗽咳得像破风箱的奶奶，摔断了右腿瘫在炕头的爷爷，脊背弯成了弓的爹妈，两个姐姐，两个弟弟，还有她，王三妮，排行老三，爹随口取的名字，像叫一只猫，一条狗，没半分讲究。

爷爷的腿是五年前摔的，那年收麦子，他扛着一袋麦子往麦场跑，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石磙上，右腿当场就断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用夹板固定了半年，到底是没治好，从此，爷爷就只能瘫在炕头，靠着奶奶端屎端尿。奶奶的咳嗽是老毛病，一到冬天就犯，咳得厉害时，脸憋得通红，喉咙里“嗬嗬”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李家洼的人，祖祖辈辈都是靠地吃饭。可三妮家，只有三个人的承包地——爷爷、爹，奶奶。九张嘴，就靠着这三亩薄田，日子过得抠抠搜搜，玉米面窝头是家常便饭，掺了榆树叶的菜团子，能吃出点甜味，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农村人重男轻女的念头，比地里的土坷垃还硬。爹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两个儿子能有出息，将来考大学，跳出农门，给老王家传宗接代。为了这个心愿，大姐王大妮十四岁那年，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被爹妈撵去了南边的城市打工。走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姐揣着两个窝头，红着眼睛，偷偷塞给三妮一颗水果糖。糖纸是透明的，裹着一点红，三妮捏在手里，舍不得吃，直到糖块化了一半，黏在掌心里，甜得她直咂嘴。那是三妮这辈子第一次吃糖，后来她把皱巴巴的糖纸平平整整地夹在墙缝里，每天都要抠出来看一眼。

第二年，二姐王二妮也辍了学，跟着大姐去了同一个电子厂。姐妹俩寄回来的钱，十块、二十块，被爹妈小心翼翼地塞进炕席底下，一分一厘都舍不得花，全供着两个弟弟读书。

弟弟们背着缝缝补补的帆布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时，八岁的王三妮，已经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她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铅笔在她手里比锄头还沉。每天天不亮，她就跟着爹妈下地，爹妈挥着锄头锄地，她就蹲在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边缘带着小刺，划得她胳膊腿火辣辣的疼，汗珠子掉在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瞬间就被吸干了。

晌午的日头最毒，晒得人头晕眼花。爹妈坐在地头的树荫下歇晌，啃着窝头，三妮却不敢歇，她要去割猪草。家里养着一头黑猪，是年底换钱的指望，也是弟弟们开学交学费的指望。她挎着竹篓，拿着镰刀，跑到村外的沟坎上，镰刀一挥，割下满满一篓子猪草，沉甸甸的，压得她小小的身板更弯了。

除了下地、割猪草，三妮还要喂鸡、喂猪，还要做一家人的三餐。她踩着小板凳，往灶膛里添柴，火苗舔着锅底，把她的脸映得通红。熬一锅玉米糊糊，蒸一屉窝头，炒一盘黑乎乎的咸菜，就是一家人的饭。吃饭的时候，爹妈总是把窝头掰出大半，递给两个弟弟，“快吃，长身体，读书费脑子。”三妮和奶奶、爷爷，就喝着糊糊，就着咸菜，啃着剩下的小半块窝头。

奶奶看着她瘦小的模样，总是叹气，“苦了俺三妮了。”说着，就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往三妮碗里拨了半勺。三妮抿着嘴，不敢哭，也不敢多吃，她知道，奶奶的身子也不好。

日子像村口的那条小河，悄无声息地流着。三妮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条小河。它在村外一公里的地方，河水清凌凌的，水底的鹅卵石看得一清二楚，小鱼苗摆着尾巴，在水里窜来窜去。河边有一棵刚冒芽的小柳树苗，细弱的枝条垂在水面上，风一吹，就晃悠悠地荡。

干完活，三妮总爱跑到这里来。她坐在柳树下的青石板上，看着远方的天空。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飞鸟扑棱着翅膀掠过，她就想，那些鸟能飞到哪儿去？是不是能飞到姐姐们打工的城市？是不是能飞到没有窝头、没有猪草的地方？

晚上的小河边最凉快。夜风带着水汽，吹得人浑身舒坦。三妮抱着膝盖坐在柳树下，仰头看天上的星星。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钻。她听村里的老人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少一颗星。她数着星星，一颗、两颗、三颗……数着数着就愣神，想着姐姐们在城里，能不能看见这么多星星？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那些飞鸟一样，飞出李家洼。

那棵小柳树，是三妮的秘密。她会对着它说话，说今天猪又拱了圈，说弟弟又抢了她的窝头，说奶奶的咳嗽又重了。小柳树不会说话，只是枝条轻轻晃，像是在回应她。三妮觉得，这棵小柳树，就是云边的星河，是她贫瘠日子里，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