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像河水流淌，悄无声息，却又快得让人抓不住。
转眼，王三妮就十六岁了。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劳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小了好几岁。黄瘦的脸，颧骨高高的，眼睛却很大，像藏着一汪水。干瘪的身子，穿着姐姐们穿剩下的旧衣服，裤腿短了一大截，露出细瘦的脚踝。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掌心全是茧子，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一点也没有青春期少女的模样。
两个弟弟读到了小学高年级，学费和书本费越来越贵。爹的脊梁弯得更厉害了，每天下地回来，都要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一声接一声地叹气。妈的头发白了大半，以前还会对着镜子拔几根，后来也懒得拔了，任由那些白头发，在黑头发里扎眼地杵着。
大姐王大妮先回来了。她在南方的电子厂干了三年，攒了八百块钱，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木匠。木匠人老实，家里有三间砖瓦房，彩礼给了八百块。八百块，在八十年代末的李家洼，是个天文数字。爹妈拿着那沓崭新的票子，手都在抖，眼睛亮得吓人。
没过多久，二姐王二妮也回来了。她嫁得远些，彩礼拿了一千二。二姐比大姐泼辣，嫁的男人是个货车司机，听说能挣不少钱。
爹妈拿着姐妹俩的彩礼钱，翻盖了土坯房。新盖的四间砖瓦房，虽然简陋，墙是用红砖砌的，屋顶盖着石棉瓦，却比以前结实多了。搬家那天，爹妈笑得合不拢嘴，两个弟弟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震得人耳朵疼。只有三妮站在墙角，看着村口的方向，想着那条小河，想着那棵小柳树，心里空落落的。
鞭炮声还没散尽，媒婆就找上了门。
媒婆是个嘴甜的中年女人，姓刘，村里人都叫她刘媒婆。她提着两斤红糖，迈着八字步，走进三妮家的砖瓦房，坐在炕头上，唾沫星子横飞地夸三妮：“三妮这闺女，勤快，懂事，手脚麻利，是个过日子的好手。”
爹妈搓着手，脸上带着笑，眼睛却盯着刘媒婆身后的红布包。那里面，是六百块钱的彩礼。
男方是邻乡的，叫张大山，比三妮大十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张大山家里穷，三间土坯房，爹娘早逝，靠着自己一双拳头，在地里刨食，三十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六百块钱的彩礼，是他攒了好几年的积蓄，还跟亲戚借了不少。
爹妈没问三妮愿不愿意。他们只说：“女大不中留，嫁过去好好过日子，别给家里丢人。”
三妮没哭，也没闹。她只是觉得，心里那棵小柳树，好像被风吹断了。她默默地点了点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嗯。”
那天晚上，三妮又跑到了小河边。小柳树已经长高了不少，枝条也变得粗壮了些。她坐在青石板上，看着河水哗哗地流，看着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亮得刺眼。她想起大姐塞给她的那颗水果糖，想起二姐临走时说的话：“三妮，女人这辈子，就是嫁人、生孩子，认命吧。”
认命吗？三妮不知道。她只知道，六百块钱，把她的十六岁，把她的远方，都买走了。
出嫁那天，没有花轿，没有唢呐，只有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张大山骑着自行车，三妮坐在后座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旧褂子，手里攥着一块手帕。自行车碾过村道的土路，颠得她屁股生疼。她回头看了一眼李家洼，看了一眼那条小河，看了一眼那棵小柳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风一吹，柳树枝条晃了晃，像是在跟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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