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有颜色的。
张云雷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得出了这个结论。此刻他身体里的疼痛是铅灰色的，沉甸甸地压着，从胸腔蔓延到腿骨，像一场永远化不开的雾霾。
南京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他仍然记得坠落时的感觉——不是疼，是失重，是风刮过耳边的轰鸣，然后才是骨头碎裂的声音，清脆得让人怀疑那是否来自自己的身体。
“张老师，该换药了。”
护士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戴着口罩的脸看不清表情，只有一双眼睛透着职业性的关切。张云雷点点头，看着护士熟练地掀开被单，解开他腿上的纱布。
右腿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手术留下的疤痕像蜈蚣一样蜿蜒。钢板在皮肤下隐约可见轮廓，冰冷的金属嵌在血肉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的破碎。
药棉触碰伤口时，张云雷咬紧牙关，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三个月了，每一次换药仍然像一场酷刑。
“今天可以试着坐起来一会儿。”护士换完药，调整了病床的角度，“医生说恢复得比预期好，但要循序渐进。”
“我想回北京。”张云雷的声音因为长期躺着而有些沙哑。
“现在还不行，张老师。”护士摇摇头，“至少还要观察一个月，然后才能考虑转院的事。”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又恢复了寂静。张云雷盯着窗外，南京的秋天来了，梧桐叶开始泛黄。他本该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里。而不是躺在这里，数着点滴一滴一滴落下，计算着自己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
门被轻轻敲响。
“请进。”张云雷以为是医生来查房。
门开了，进来的却不是穿白大褂的人。一个年轻女孩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另一个女孩。推轮椅的女孩看上去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脸上有些雀斑。而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张云雷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她的眼睛。
很大，很黑，深得像两口井，映着病房里惨白的光线。她的皮肤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薄得几乎透明，能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她穿着浅蓝色的病号服，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针织开衫，整个人瘦削得像是能被一阵风吹走。
“对不起，打扰了。”推轮椅的雀斑女孩开口，“我们是隔壁病房的，这边的电视坏了，想问问能不能……”
她的话停住了，目光落在张云雷脸上，眼睛突然睁大：“你、你是张云雷？唱太平歌词的那个？”
张云雷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是我。”
“天哪！真的是你！”雀斑女孩激动起来，“我奶奶特别喜欢听你的《白蛇传》，我陪她听过好多遍！你怎么会在这里？哦对了，新闻上说你在南京出事了……”
“小雅。”轮椅上的女孩轻声开口，声音细得像羽毛，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雀斑女孩立刻住了口。
“对不起，我太吵了。”叫小雅的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是江望宁，我叫林雅。我们就在隔壁305。”
江望宁的目光与张云雷短暂相接，然后微微垂下眼帘：“抱歉打扰你休息。我们这就走。”
“不用。”张云雷开口，“电视你们看吧，反正我也睡不着。”
他说的是实话。疼痛和焦虑让睡眠成了奢侈品，每个夜晚都漫长难熬。
林雅高兴地把江望宁推到电视机前，打开电源。病房里响起了晚间新闻的背景音。张云雷重新闭上眼睛，试图忽略腿上传来的阵阵钝痛。
“你想听什么节目？”林雅问江望宁。
“随便。”江望宁的声音依然很轻。
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说些与他们都无关的天下事。张云雷听着，心思却飘远了。他想起了三庆园的后台，想起了师傅拍他肩膀的感觉，想起了上台前那口提神的热茶。
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张云雷睁开眼，看见江望宁用手捂着嘴，肩膀轻微颤抖。咳嗽声不大，却像是从肺腑深处掏出来的，每一声都带着令人不安的嘶哑。林雅轻拍她的背，递过一杯水。
咳嗽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平息。江望宁接过水杯，小口啜饮，苍白的脸上因为剧烈咳嗽泛起不正常的潮红。
“没事吧？”张云雷问。
江望宁摇摇头，没说话，只是用手指慢慢转动着水杯。她的手指细长，骨节分明，皮肤下的血管清晰可见。
林雅替她回答：“老毛病了，一到换季就容易咳嗽。”
电视里的新闻还在继续，但病房里的气氛已经变了。张云雷重新打量江望宁——她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但身上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或者说，疲惫。那种只有长期与疾病抗争的人才会有的疲惫。
“你看什么？”江望宁突然开口，眼睛直视张云雷。
张云雷一愣：“什么？”
“你刚才在看我。”江望宁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指责，只是陈述事实。
“抱歉。”张云雷移开视线，“我只是……”
“只是好奇一个坐轮椅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骨科病房？”江望宁替他接了下去。
张云雷被说中了心思，有些尴尬。
江望宁却轻轻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几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我不是骨科病人。我只是喜欢这里的窗户。”
“窗户？”
“305的窗户朝北，光线不好。这里的窗户朝南，下午有阳光。”江望宁看向窗外，天色已经暗了，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而且，从这里能看到远处的紫峰大厦。”
张云雷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确实，从这个角度，能看见南京地标建筑的尖顶，在暮色中亮起紫色的光。
“像个灯塔。”江望宁轻声说。
林雅插话：“宁宁特别喜欢看那个楼，每天下午都要来看。”
“宁宁”这个昵称从林雅嘴里说出来很自然，但张云雷无法想象自己这么称呼她。江望宁身上有种疏离感，像是被一层玻璃罩子隔开了，看得见，却摸不着。
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一档无聊的综艺节目。林雅打了个哈欠：“宁宁，我们回去吧，你该吃药了。”
江望宁点点头，对张云雷说：“谢谢你让我们看电视。”
“不客气。”张云雷说，“你们……明天还想看的话，可以再来。”
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有些惊讶。他并不喜欢被打扰，尤其是在这种疼痛缠身、情绪低落的时候。但不知为何，他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产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好奇。
江望宁看着他，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好。”她简短地回答。
林雅推着她离开了病房。门轻轻关上，隔绝了轮椅滚动的细微声响。
张云雷重新陷入寂静。腿上的疼痛又回来了，铅灰色的，沉重的。他盯着天花板，想起了江望宁说的“灯塔”。
真奇怪，一个病得需要坐轮椅的女孩，竟然会关注远处的灯光。
那天晚上，张云雷梦见了舞台。他在唱《大西厢》，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如雷。他鞠躬，抬头，却看见观众席上只有一个人——江望宁，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他。他想唱下去，却发现发不出声音，急得满头大汗。
醒来时，天还没亮。病房里只有监测仪器发出的规律滴答声。张云雷盯着黑暗，想着那个梦，想着那双深黑色的眼睛。
疼痛仍然在那里，但好像，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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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张云雷刚做完复健回来。
所谓的复健，不过是被人搀扶着，在平行杠里站立几分钟。就这几分钟，已经耗尽了他全部力气，汗水浸透了病号服。康复师说这是进步，但张云雷只觉得绝望——原来能够自然地站立行走，是一件如此奢侈的事情。
他被护工推回病房，靠在摇起的病床上，闭着眼睛喘息。每一块肌肉都在尖叫，每一根骨头都在抗议。他想放弃，想就这样躺着，永远不要再去尝试。
敲门声响起。
“请进。”张云雷没有睁眼，以为是护士来送药。
轮椅滚动的细微声音让他睁开眼。江望宁坐在轮椅上，林雅推着她。今天江望宁换了件米白色的毛衣，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苍白。
“我们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林雅问，看着张云雷疲惫的样子。
“没事。”张云雷努力坐直一些，“进来吧。”
林雅把江望宁推到窗边，然后说：“我去楼下买点东西，宁宁你先在这儿看会儿电视，我马上回来。”
她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张云雷和江望宁两个人。电视没开，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午后阳光，在地板上投下斜斜的光斑。
沉默在空气中蔓延。张云雷不知道该说什么，江望宁似乎也没有开口的打算。她只是看着窗外，看着远处的紫峰大厦，侧脸在阳光下近乎透明。
“你每天都要复健吗？”江望宁突然问，目光仍然投向窗外。
“嗯。”张云雷回答，“一天两次，上午和下午。”
“疼吗？”
这个问题问得直接而坦然。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疼”这个字眼，仿佛不提它就不存在似的。
“疼。”张云雷如实回答，“像有人用锤子敲碎了我的骨头，然后用胶水随便粘起来，现在又要我假装它们从来没碎过。”
江望宁终于转过头看他。阳光下，她的眼睛呈现出一种琥珀般的深褐色。“骨头碎了可以接上，”她说，“至少理论上可以。”
这话听起来像是一句安慰，但语气里却藏着别的什么。张云雷突然想起，江望宁不是骨科病人。她的轮椅，她苍白的脸色，她压抑的咳嗽——
“你是什么病？”他问，然后立刻补充，“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回答。”
江望宁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揪着毛衣的袖口。“我的病，”她慢慢说，“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医学上有一长串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但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名字。”江望宁的语气很平淡，“它不像是骨折或者肺炎那样，有个明确的敌人。它更像……更像是一点一点地消失。”
“消失？”
“嗯。”江望宁看向自己的手，“先是力气，然后是协调性，然后是各种器官的功能。医生说，像沙漏里的沙子，慢慢地、不可避免地漏完。”
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事情。但张云雷看见，她揪着袖口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有办法治吗？”他问，尽管已经猜到了答案。
江望宁摇摇头：“没有。只有尽量延缓。吃药，做理疗，像给漏了的沙漏贴胶带，能延缓一点是一点。”
病房里又陷入了沉默。张云雷看着眼前这个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谓的“痛苦”和“绝望”，在江望宁面前，显得多么……奢侈。至少，他还有可能重新站起来，重新走上舞台。至少，医生告诉他“会好的”，尽管过程艰难。
但江望宁没有这个“至少”。
“你为什么喜欢看那座楼？”张云雷换了个话题，指向窗外的紫峰大厦。
江望宁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因为它总是在那里，”她说，“不管天气好坏，不管白天黑夜。有时候我疼得睡不着，就看着它，看它亮着的灯。它不会因为谁生病了、谁疼了，就熄灭。”
她顿了顿，继续说：“它让我觉得，世界还在正常运转，即使我的世界已经乱成一团。”
张云雷理解了。这是一种锚定，一种连接。就像他在最疼的时候，会默念太平歌词的唱词，那些熟悉的字句和韵律，让他想起自己是谁，曾经站在哪里。
“我唱戏给你听吧。”他脱口而出。
江望宁转过头，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惊讶表情。“现在？”
“现在。”张云雷说，“反正我也没事做，你也闲着。”
他清清嗓子。自从出事以来，他就没再唱过。不是不能唱，是不敢唱——怕一开口，就会想起自己可能永远回不去舞台。
但现在，他想唱点什么。为这个看着“灯塔”的女孩。
他选了最简单的一段，《鹬蚌相争》里的一段太平歌词。声音起得有些低，还有些沙哑，但慢慢地，熟悉的韵律回来了，字正腔圆，韵味十足：
“闲来无事出城西，看见了蛤蟆跟螃蟹打起来了……”
张云雷唱着，眼睛看着窗外。阳光暖洋洋的，照在江望宁的侧脸上。她静静地听着，手指松开了袖口，搭在轮椅扶手上。
一段唱完，病房里安静了几秒。
“真好听。”江望宁说，声音比平时更轻，“我从来没在现场听过太平歌词。”
“有机会的话……”张云雷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本来想说“有机会的话，我请你去三庆园听”，但突然意识到，这个承诺他可能永远无法兑现——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她。
江望宁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微微一笑：“这样就很好。比电视里的好。”
林雅回来了，手里拎着水果。“我买了苹果和橙子，张老师你要吃吗？”
张云雷摇摇头：“不用了，谢谢。”
林雅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给江望宁。江望宁小口吃着，动作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咀嚼。
张云雷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师傅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个看似轻松的姿态，背后都是无数次练习。而江望宁，连吃一个苹果，都需要付出这样的努力。
“明天你还来吗？”张云雷问。
江望宁咽下嘴里的苹果，点点头：“如果你不嫌吵的话。”
“不嫌。”
林雅推着江望宁离开时，张云雷突然叫住她：“江望宁。”
女孩回头。
“我叫张云雷。”他说，“你可以叫我磊磊，朋友都这么叫。”
江望宁的眼睛里又闪过那种难以捉摸的神色。“张云雷。”她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记住什么，“明天见。”
门关上了。张云雷靠在枕头上，盯着天花板。腿上的疼痛还在，但这次，它不再是铅灰色。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线中跳舞，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他忽然想，明天要唱哪一段给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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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下午，江望宁都会在林雅的陪伴下来到张云雷的病房。有时候只看电视，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是坐在窗边看风景。而张云雷，如果精神好，就会给她唱一段。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这些下午时光。复健仍然痛苦，恢复仍然缓慢，但至少每天有一段固定的时间，疼痛可以暂时退居二线。
他开始了解江望宁。她二十二岁，比看上去要大一些。南京本地人，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每个月会来看她一次。林雅是护工，也是朋友，已经照顾她两年了。
江望宁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让张云雷印象深刻。她有种独特的观察力，能看到别人忽略的细节。比如，她会注意到护士换班时疲惫的神色，会说“今天保洁阿姨拖地时哼的歌很好听”，会看着窗外飞过的鸟群，猜测它们要去哪里。
“你看那只鸽子，”有一天，她指着窗外，“它在对面的窗台上停了十分钟了。我猜它在思考人生。”
张云雷笑了：“鸽子能思考什么人生？”
“可能在想，‘我为什么要每天飞来飞去？为什么不能像那些麻雀一样，就在这栋楼里安家？’”江望宁认真地说，眼睛里却闪着狡黠的光。
张云雷发现，江望宁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大部分时间，她选择沉默。也许是疾病消耗了她太多能量，也许是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
有一天下午，林雅有事没来，是另一个护工把江望宁推过来的。那个护工把江望宁送到病房门口就走了，说半小时后来接她。
江望宁自己推着轮椅进来。她的手臂看起来很纤细，推轮椅的动作有些吃力，但很稳。
“你今天自己来的？”张云雷问。
“嗯。”江望宁把轮椅停在老位置，“小雅家里有事，请假了。”
“那你吃饭怎么办？吃药呢？”
“护工会送来。”江望宁轻描淡写地说，“我习惯了。”
张云雷看着她自己调整轮椅角度，把毯子盖在腿上，动作熟练而从容。他突然意识到，江望宁在这家医院的时间，可能比很多医护人员还要长。
那天下午，张云雷唱了《探清水河》。这是他最拿手的曲目之一，曾经在台上唱过无数次，每一次都能引起全场大合唱。
他唱着，眼睛不由自主地看向江望宁。她闭着眼睛听，睫毛在苍白的皮肤上投下浅浅的阴影。阳光照在她脸上，让她看起来几乎不像真人，像一尊易碎的瓷器。
唱到“桃叶那尖上尖”时，张云雷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想起了师傅，想起了师兄弟，想起了舞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东西，现在都变得遥不可及。
一曲终了，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你哭了。”江望宁睁开眼睛，平静地说。
张云雷抹了把脸，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流泪了。“对不起，没唱好。”
“你唱得很好。”江望宁说，“就是因为太好，才会难过，对吧？”
张云雷惊讶地看着她。她总是能一针见血。
“想念舞台。”他说，“想得心都疼了。”
“比腿还疼？”
张云雷想了想，苦笑：“不一样。腿疼是生理的，这种疼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像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江望宁说。
“对。”张云雷点头，“就是这样。”
江望宁看向窗外。紫峰大厦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没有生病，我会做什么。”她轻声说，“我想学画画。不是那种正规的素描油画，就是随便画，画我看到的东西——窗外的树，路过的猫，病房里的光。”
“那为什么不画？”
“手抖。”江望宁伸出右手，手指确实在轻微颤抖，“握不住笔。试过几次，画出来的线都是歪的。”
张云雷沉默了。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尝试站立时，双腿抖得像风中的树叶。那种无力感，那种对自己身体的愤怒和失望，他现在理解了。
“也许，”他说，“歪的线也可以很好看。”
江望宁转过头看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也许。”她重复道，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
护工来接江望宁时，张云雷说：“明天见。”
“明天见。”江望宁说。
那天晚上，张云雷让护士帮忙找来纸和笔。他靠在床上，开始画——画他的病房，画窗外的紫峰大厦，画记忆中的舞台。他的手因为长期输液而有些浮肿，线条画得歪歪扭扭，比例失调。
他看着自己的“作品”，笑了。确实不好看，但至少，他在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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