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阳的律师事务所开在老城区一栋三层小楼里,租了二楼的一个套间。外面是接待区,里面是他的办公室,再里面还有个小房间,放了一张折叠床,加班时可以休息。
开业三个月,接的都是些小案子——邻里纠纷、合同审查、交通肇事调解。收入刚够付房租和基本开销,但他不急。陈锋介绍过来一些法律援助的案子,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维权,这类案子不赚钱,但他做得认真。
这天下午,他正在整理一个工伤赔偿案的证据材料,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他站在门口,有些局促,不敢进来。
“您好,请进。”林小阳起身迎上去,“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老人走进来,在接待区的沙发上坐下,布包放在腿上,双手按着。
“我姓王,叫王建国。”老人开口,带着浓重的口音,“我……我想找我儿子。”
林小阳的心微微一沉。他给老人倒了杯水:“您慢慢说。儿子怎么了?”
“丢了。”王建国说,声音干涩,“二十三年前,在菜市场丢了。那时他才四岁,我转身称个菜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老人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照片,已经泛黄卷边,上面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对着镜头笑,缺了一颗门牙。
“这是强强,丢的时候穿的蓝色背带裤,白色T恤,脚上是一双红色塑料凉鞋。”王建国如数家珍,“他左耳朵后面有一颗痣,红色的。他爱吃糖,特别是牛奶糖,一吃就笑……”
林小阳接过照片,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蓝色背带裤,红色凉鞋,左耳后的红痣,爱吃牛奶糖……
记忆像一道闪电劈开脑海。
周莉在审讯时供述的第一个孩子:2001年,菜市场,四岁男孩,蓝色背带裤,红色凉鞋,左耳后有红痣,被拐走时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牛奶糖。
林小阳抬起头,看着老人满是皱纹的脸和期待的眼睛:“王伯伯,您报案了吗?”
“报了,当时就报了。”王建国说,“警察也找了,登报了,贴寻人启事了。没有用。这些年,我跑遍了附近的省,到处找,到处问。老伴五年前去世了,走的时候还喊着强强的名字……”
老人的声音哽咽了,他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我不指望能找到活人了。我就想……就想知道他还在不在,过得好不好。要是……要是没了,我也好给他立个碑,让他有个地方……”
林小阳起身走到档案柜前,从最底层抽出一个文件夹。那是他自己整理的资料,包括周莉供述的所有孩子的信息,以及他这三年来搜集的各种线索。
他翻到第一页,手指停在那段描述上。
“王伯伯,”他转身,声音很轻,“您儿子丢的时候,是不是2001年9月17号?在城南的老菜市场?”
王建国的眼睛猛然睁大:“你怎么知道?!那天……那天是9月17号,星期一,我永远记得!菜市场是南门那个,现在拆了……”
林小阳走回沙发前,在老人身边坐下:“我有一个线索,可能和您儿子有关。但我要先告诉您,这个线索的来源……不太一般。而且即使找到,也可能不是您期望的结果。”
“你说!”王建国一把抓住林小阳的手,力气大得惊人,“什么结果我都接受!只要知道强强的下落,我什么都接受!”
林小阳看着老人眼中燃烧了二十三年的火焰,深吸一口气:“您听说过三年前破获的那个特大拐卖案吗?主犯叫周莉。”
王建国愣了一下,点头:“听说过,电视上播过。那个女魔头……”
“她供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2001年在城南菜市场拐走一个四岁男孩。细节和您说的完全吻合。”林小阳说,“而且,她还提供了孩子被卖到的地方——邻省的一个山村,买家姓刘。”
王建国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涨红:“然后呢?找到了吗?强强在那里吗?”
“根据周莉提供的信息,警方三年前就去查过。”林小阳尽量让声音平稳,“但那家人已经搬走了,邻居说他们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村子,去了外地打工,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希望的火苗在王建国眼中闪烁了一下,又黯淡下去。但他很快又抓紧林小阳的手:“那……那还有别的线索吗?他们搬去哪里了?强强现在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林小阳诚实地说,“但我们可以再查。我认识当年办案的警察,可以请他们重新启动调查。还有,现在有DNA数据库,如果您当年采过血样,或者保留了你儿子的物品,我们可以重新做比对……”
“有!有!”王建国急切地说,“强强小时候剪下来的胎毛,我老伴一直收着,放在铁盒里,藏在衣柜最底下。还有我的血样,当年公安局采过,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在的。”林小阳肯定地说,“这些资料都会保存。我可以帮您联系公安局,重新启动调查。但是王伯伯,我要提醒您,即使找到了,情况也可能很复杂。孩子被拐时太小,可能完全不记得原来的家了。养父母对他可能有养育之恩,他可能已经有了新的人生……”
“我知道,我知道。”王建国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我不求他认我,不求他回家。我就想看他一眼,知道他还活着,过得好不好。如果他过得好,我就远远看一眼,不打扰他。如果他过得不好……我还能干活,我能帮他……”
林小阳的眼眶也热了。他握住老人的手:“好,我帮您。我们一起找。”
送走王建国后,林小阳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街角。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执着而孤独的拐杖。
他拿起手机,打给陈锋。
电话接通后,他没头没脑地问:“陈队,如果我们重新调查周莉案里那些还没找到的孩子……可能性有多大?”
陈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接到相关案子了?”
“一个父亲,找了儿子二十三年。”林小阳简单说了王建国的情况。
陈锋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更久。
“实话实说,希望渺茫。”他终于开口,“时间太久了,线索都断了。那些孩子被拐时年纪小,样貌变化大。就算找到了,身份确认也是个大问题。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有些孩子可能不想被找到。”陈锋的声音很沉,“他们已经有了新生活,新家庭。突然告诉他们身世,可能会毁掉他们现有的平静。这些年我们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找到了,但孩子拒绝相认,甚至怨恨亲生父母打破了他们的生活。”
林小阳明白。他看过相关的案例研究,知道寻亲成功后的复杂情感纠葛,有时甚至比找不到更伤人。
“但还是要找,对吧?”他说。
“对。”陈锋肯定地说,“找不找是我们的责任,认不认是他们的选择。至少,要给那些寻找的父母一个答案。”
“那就算我一个。”林小阳说,“我帮王伯伯,也帮其他还没找到的家庭。免费法律援助,信息整理,什么都行。”
陈锋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我跟局里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成立个专门的志愿者小组,把陈年旧案重新梳理一遍。你来做法律顾问。”
挂断电话,林小阳坐回办公桌前。夕阳的最后一道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亮了桌上王建国儿子的照片。
四岁的男孩,笑得没心没肺,缺了一颗门牙。他不知道,几分钟后,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他也不知道,二十三年后,会有一个年轻人看着他的照片,承诺要帮他回家。
林小阳轻轻摸了摸照片上男孩的笑脸。
“强强,”他轻声说,“不管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但愿有人爱你,但愿你还记得笑。”
窗外,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又一个夜晚来临,又有多少人在这夜色中思念着失散的亲人,等待着永远不会响起的敲门声。
但至少,有人在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