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接过剧本，快速浏览了那一场。内容确实与现在的情况有微妙的呼应。
“您觉得不妥？”
“我不知道。”宣美子诚实地说，“从演员的角度，这种‘戏如人生’的巧合有时能激发出更好的表演。但从安全角度……”
“您担心送信人看到这场戏后，会产生更强烈的代入感。”高明替她说完了。
“是的。”宣美子看着他，“您觉得我该拒绝吗？”
高明思考了片刻。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拒绝可能引起导演不满，也显得她过度紧张；但拍摄这样的内容，确实可能刺激到那个已经在观察她的送信人。
“我有一个建议。”高明说，“拍摄可以照常进行，但剧本稍作调整——不要完全照搬原来的台词，做一些细微的修改。这样既不影响剧情，又能避免直接刺激。”
宣美子眼睛亮起来：“您懂剧本？”
“不懂。但从推理角度来说，改变变量可以观察反应。”高明说，“如果送信人真的在密切关注拍摄，他会注意到台词的变化。而他的反应——或者没有反应——都可能成为线索。”
“您是说……用这场戏作为诱饵？”
“不完全是。”高明立刻否定，“我不会用您作为诱饵。这只是必要的风险控制。”
宣美子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笑了：“您真的很谨慎。”
“这是我的工作。”
“好。”她合上剧本，“我会跟导演商量修改台词。就说……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当下的心理状态。”
她转身要走，高明叫住了她。
“高田小姐。”
“嗯？”
“修改后的台词，请先给我看一下。”高明说，“我需要确认安全性。”
宣美子点点头：“拍完这场就给您。”
她离开时，脚步比刚才轻快了一些。
高明看着她走回片场的背影，忽然想：她似乎很享受这种“合作”的感觉。
上午的拍摄在十二点半结束。
午餐时间，高明收到敢助的消息：“黑川健的网吧记录查到了。他浏览了大量关于‘method acting’的讨论，还有几篇关于演员与角色界限的论文。另外，他三天前在论坛发帖，标题是‘当演员成为角色时，真实在哪里？’”
高明回复：“查到IP地址了吗？”
“同一家网吧。已经让人去调更详细的记录。”
然后是第二条消息：
“还有一件事。黑川一年前曾因轻度精神问题就诊，诊断是‘现实感模糊障碍’。医生记录里提到，他对电影和现实的分界有认知困难。”
现实感模糊障碍。
高明在心里重复这个词。
如果黑川真的分不清演员和角色，那么他对宣美子的“关注”，就可能带有一种扭曲的信念——他可能真的认为，宣美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角色。
这解释了信件里那种既像理解又像质问的语气。
高明找到宣美子时，她正在休息室吃便当。
由纪也在，两人低声交谈着什么。
“诸伏警官。”宣美子抬头，“一起吃吗？多了一份。”
高明本想拒绝，但敢助的电话又来了，他示意稍等，走到门外接听。
“高明，黑川刚刚回到了网吧。”敢助的声音很急，“我们的人已经在那里了，要现在带回来问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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