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读高中的第二年，秋老虎刚过，一场连绵的冷雨就缠上了张家屯。雨丝淅淅沥沥，打在柳树叶上，敲得人心里发闷。
张大山是从城里赶回来的。建筑队的活计累，他为了多挣点钱，总是抢着扛水泥、搬钢筋，一身力气恨不得掰成两半用。这次回来，他脸色蜡黄，走路直晃，放下铺盖卷就咳个不停，咳得腰都弯成了虾米，胸口起伏得厉害。
三妮慌了神，拽着他要去县医院。张大山摆摆手，瓮声瓮气地说：“没事，就是累着了，歇两天就好。”他犟得像头老黄牛，三妮拗不过，只能去村里的医生那抓了几副止咳的草药，熬得浓浓的，逼着他喝下去。
草药喝了一帖又一帖，张大山的咳嗽却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夜里咳得整宿睡不着，额头上沁满冷汗。三妮坐在炕边，给他擦汗，听着他压抑的咳声，心像被一只手攥紧了，疼得厉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天傍晚，李家洼传来消息——爹走了。
是二姐哭着跑来报的信。说爹早上还拄着拐杖去地头看了看麦子，回来坐在门槛上抽了袋旱烟，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头一歪，没了气息。
三妮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炸开了。她顾不上张大山，跌跌撞撞地往李家洼跑。冷雨打在脸上，冰凉刺骨，她却浑然不觉。跑到那间熟悉的砖瓦房，看到爹躺在炕上，脸上盖着一张黄纸，两个弟弟跪在炕前，哭得撕心裂肺。
三妮扑通一声跪下，眼泪决堤而出。她摸着爹冰冷的手，那双手，曾经扛过锄头，攥过彩礼钱，也塞给过她几块救命的钱。如今，这双手再也不会温热起来了。
爹的后事办得很简单。两个弟弟在城里打工，攒了些钱，买了口像样的棺材。下葬那天，天放晴了，阳光刺眼，三妮却觉得浑身发冷。她看着爹的坟茔和妈的挨在一起，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一样。
她在李家洼守了三天灵。回来的时候，张大山已经病得起不了床了。他躺在炕上，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看见三妮回来，他浑浊的眼睛动了动，哑着嗓子说：“别……别难过……”
三妮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她坐在炕边，握着张大山的手，一遍遍地说：“大山，你别吓我，你要好起来，咱们还要看着小花考大学呢。”
婆婆站在一旁，眼圈通红，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熬粥了。这些年，她早已把三妮当成了亲闺女，看着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老人心里也疼得慌。
张大山终究还是被三妮逼着去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三妮拿着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手抖得厉害，上面的“肺痨”两个字，像两把刀子，扎进了她的心里。
医生说，这病是累出来的，得静养，还得吃贵价药，不能再干重活了。
静养？吃药？三妮看着手里皱巴巴的几块钱，只觉得眼前发黑。小花的学费还没凑齐，爹的后事花光了两个弟弟寄回来的钱，家里的粮仓见了底，哪里还有钱治病？
她走出医院，蹲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第一次觉得，日子这么难，难到她快要撑不下去了。
回到家，三妮把化验单藏了起来。她笑着对张大山说：“医生说没事，就是有点支气管炎，养养就好了。”她不敢看他的眼睛，怕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往后的日子，三妮更忙了。她天不亮就下地，一个人扛起两个人的活，割麦子、掰玉米，汗水湿透了衣衫，腰累得直不起来。晚上，她哄睡了小花，就坐在煤油灯下糊纸盒，熬到后半夜，手指被浆糊泡得发白，眼睛熬得通红。
婆婆也帮着忙活，喂猪、做饭，还把自己攒了半辈子的私房钱拿了出来，塞给三妮：“拿着，给大山抓药。”那钱是用手帕包着的，里面有毛票，有硬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十元票子。三妮攥着那包钱，眼泪掉在了手帕上。
小花很懂事。她放学回来，就帮着家里干活，喂猪、洗碗，还学着糊纸盒。她把学校发的营养餐省下来，带回家给张大山吃，小声说：“爹，你吃了这个，病就好了。”
张大山看着女儿，看着忙前忙后的三妮，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知道自己的病，也知道家里的难处。夜里，他常常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心里憋得慌。他想，自己就是个累赘，拖累了三妮，拖累了这个家。
这天夜里，张大山又咳得厉害。三妮起来给他倒水，却发现他偷偷抹眼泪。三妮的心一揪，坐在炕边，抱着他的胳膊，哽咽着说：“大山，别怕，有我呢。日子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张大山转过身，看着三妮，看着她鬓边新添的白发，看着她粗糙的手，眼泪掉得更凶了。他这辈子，没本事，没让三妮享过一天福，反而让她跟着自己吃苦受累。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打在柳树上，沙沙作响。这个家，像一叶扁舟，在风雨里飘摇。可三妮知道，她不能倒下。她是婆婆的依靠，是张大山的希望，是小花的天。
她攥紧了拳头，眼里透着一股韧劲。就像当年在小河边的小柳树，哪怕被霜雪压弯了枝条，也会在春天里，抽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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